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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6年，成吉思汗在斡難河畔被蒙古貴族們擁戴為大汗，大蒙古國正式建立。 ...清真風格的成吉思汗 在歷經窩闊臺、貴由、蒙哥三代大汗後，1260年，忽必烈在漢人地主階級和部分蒙古宗王的支持下，於開平（今內蒙古錫林郭勒盟正藍旗境內）繼汗位，設立中書省，建元中統。 ...忽必烈 1206年—1260年這一時期，常被史學家稱為大蒙古國時期。狹義上的元朝，專指忽必烈即位到1368年元亡為止； 而廣義的元朝，同時包括了大蒙古國這一階段。大蒙古國的建立，對內陸亞洲和中國歷史都產生了相當重要的影響。 與其他北方民族建立的統治政權相比，大蒙古國與之有很多不同之處。 以北魏和金為代表的的北方民族政權，儘管占據了中原的廣大領土，但並未有效控制漠北； 至於占有中原部分地區的遼，一直以大興安嶺南端、西拉木倫河上游一帶為統治中心，對漠北草原的控制也不牢固，基本只能實行部族式羈縻統治。 對這些北方政權而言，更北部邊疆一直都是困擾他們的難題之一，甚至是促使其衰亡的重要因素。 ...成吉思汗建立的「大蒙古國」，就是金國統治者眼裡的心腹大患 至於真正在漠北實施過有效統治的政權，譬如匈奴、突厥汗國等，都沒有能將勢力伸入中原地區。他們始終都是一個比較純粹的遊牧政權，最後也亡於單一遊牧經濟結構的不穩定性。 ...鼎盛時期的突厥，實力不容小覷，然而南邊有個bug 而大蒙古國則有所不同： 因為崛起於漠北，因此對漠北的控制極為牢固； 與此同時，他們還完成了對中原乃至中亞大片農耕地區的征服，形成了一個疆域遼闊的遊牧—農耕帝國。 ...窩闊臺時期的大蒙古國疆域（圖via：史圖館） 不過，在完成對外征服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大蒙古國的政治中心一直都在漠北，從成吉思汗到蒙哥的四任大汗，都堅持實行草原本位政策。 「視居庸以北為內地」，將中原只看作帝國的東南一隅，從未考慮過針對漢地的特殊狀況，採用歷代中原王朝的典章制度加以統治和管理。 至於所占據的農耕地區，基本上都通過間接統治的方式加以控制。 在這一時期，中原地區法制不立、缺乏秩序，貴族軍閥對百姓剝削殘酷，「虐政所加，無從控告」。儘管窩闊臺時期耶律楚材當權後，曾試圖改變上述狀況，但成效甚微。 ...耶律楚材 1260年忽必烈即汗位後，改行漢法，並擊敗其弟阿里不哥後重新奪回漠北。此時，國家的統治政策由草原本位向中原漢地本位傾斜。儘管1271年忽必烈才將國號改為「元」，但從1260年開始，大蒙古國已然進入了元王朝時間。 ...今日哈拉和林的一個村莊 但客觀地說，草原本位思想一直深刻地影響著元王朝。 即便將首都從哈拉和林南遷至北京，但漠北草原作為「祖宗龍興之地」，在國家的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 因此，指望元朝的統治集團完全從農業地區的角度出發看問題是不現實的。但回過頭來說，元王朝的早衰與其骨子裡的草原本位思想，有著非常大的關聯。 作為大一統王朝，元朝的壽命並不長。 縱觀元朝歷史，基本沒有強大的外患，只是在前期與西北的察合臺、窩闊臺兩汗國進行了一段時間的局部戰爭，到元中期時期已完全平息。 ...忽必烈狩獵 元朝之所以短命而亡，主要亡於內憂。由於內部治理不善，使得這樣一個盛極一時的大帝國，過早地崩潰了。 那麼問題來了，元朝在內部治理上究竟出現了哪些問題？一言概之，因為統治集團與被統治地區的文化差異始終未能彌合。 與北魏、金、清等進入內地的北方民族王朝相比，元朝的漢化道路尤為艱難，用「遲滯」二字來形容都絲毫不為過。 前面我們曾提到「間接統治」一詞，何為「間接統治」？重搜刮而輕治理，以致「漢地不治」。 忽必烈即位後，推行漢法，將統治重心由漠北移到漢地，從而在漢化道路上邁出了關鍵的一步。但坦誠說，元朝的「漢化」自始至終就是不徹底的。 總體來看，統治者們並未越出忽必烈所畫的圈子，大量與中原漢地發展格格不入的草原舊制，因為牽涉到貴族特權利益，都得到長期保存。 至於以皇帝為代表的蒙古貴族，接受漢文化也十分緩慢，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始終對中原漢地的思想文化比較冷淡。 蒙古貴族起初信仰薩滿教，後來皈依喇嘛教，尊奉吐蕃僧侶為帝師。到了元朝中期，各地廣修帝師殿，祭祀第一任帝師八思巴，其規模甚至一度超出孔廟。 ...忽必烈與八思巴 而儒學在蒙古統治者心目中的地位要比喇嘛教遜色得多，他們對儒家學說的概念、體系感到難以理解。 忽必烈早年曾對儒學產生一些興趣，但體會粗淺，後來在經濟問題上與儒臣發生分歧，認為後者「不識事機」，與其漸漸疏遠。 直到元亡前夕，皇太子愛猷識理達臘仍然「酷好佛法」，自稱「李先生（儒臣李好文）教我儒書許多年，我不省書中何義，西番僧教我佛經，我一夕便曉」。 語言文字的使用也反映出類似情況。 忽必烈命八思巴仿藏文字母創製八思巴文，凡官方文書必用其書寫，再附之以當地文字（漢文、畏兀兒文等）。 ...八思巴文 為推廣這種文字，朝廷在地方上廣設蒙古字學堂進行教授，大批中原漢人為獲進身之階，學習八思巴文。 學習蒙古（八思巴）文、取蒙古名字等一系列「蒙古化」現象，已成為漢族社會中並不鮮見的事例。蒙古語的語法、詞法還滲入漢語當中，形成一種非常有特色的「元代白話」文體。 而漢語文對蒙古貴族的影響，卻比對其他北方少數民族王朝的統治民族弱得多。 像元宮廷中，主要使用的依舊是蒙古語。忽必烈雖有一定程度的漢語水平，但仍不能完全脫離翻譯，只有元文宗和順帝，漢語水平稍高，堪稱「另類」。 ...用八思巴文書寫的「聖旨金牌」 儒臣們為了向皇帝灌輸儒家思想，不得不將經書、史書和有關講解用蒙文翻譯出來，給皇帝講解，可謂勞心勞力。 蒙古、色目大臣通漢文的，也是少數。相傳，有的蒙古貴族到地方任官，寫「七」字之鉤不從右轉而從左轉，「見者為笑」。 ...影視劇中的元朝宰相阿合馬，是個如假包換的色目人 因此，元朝的政治體制呈現出了鮮明的二元色彩，即「既行漢法，又存國俗」，這與中原王朝傳統的典章制度有著很大的差距。一些制度的制定和運行，表面看並沒有很強的蒙古色彩，但其本質上卻仍反映出很強的文化差異。 忽必烈立其孫鐵穆耳（成宗）為皇儲，授給他「皇太子寶」； 武宗因其弟愛育黎拔力八達（仁宗）協助奪位有功，也立他為「皇太子」； 後來明宗同樣立其弟文宗為皇太子。 這在傳統的儒生看來，是極其荒唐可笑的事。但之所以在元朝多次出現，就是因為元朝統治者錯誤地將「皇太子」當成了不可拆卸的皇儲固定專用詞。 再比如太尉、司徒、司空，被稱為「三公」，是授予元勛重臣的榮寵虛銜。 而到了元朝（尤其是中期），「三公」被作為賞賜隨意濫授，甚至連僧侶和匠官都可以成為「三公」中的一員，搞得三公「接跡於朝」。 以致於文宗時官修《經世大典》，乾脆說「我國家以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 ...元文宗 為什麼元朝的「漢化」如此緩慢，甚至「遲滯」？ 前面曾簡單提到，跟以往的北方民族政權不同，蒙古在進入中原以前一直都是傳統的遊牧-狩獵經濟，對農業幾乎全無接觸和了解。 像拓跋鮮卑和契丹，在南下前長期附塞居住，與農業社會有較多接觸，女真人則很早就開始進行粗放的農業生產。 因此，要想讓元朝統治階層認識到農業經濟的重要性，並接受相關的一套意識形態，要比前面提到的北方民族政權統治者難得多。 另外，北魏等朝代建國後，能接觸到的唯一成體系的先進文化就是漢文化。 而元朝的統治者們，在接觸漢文化之前，已經接觸到了吐蕃喇嘛教文化、中亞伊斯蘭文化乃至歐洲基督教文化。 在當時的元朝統治者看來，漢文化與其他文化相比，並沒有體現出明顯的優勢。 更何況，漠北草原在國家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並存在著一個強大且保守的遊牧貴族集團。 綜上，元朝統治集團不可能擺脫草原本位政策的影響，難以做到完全從中原地區的角度出發來看問題。 縱觀中國歷史，北方民族有兩次大的南進浪潮，分別發生在魏晉南北朝和宋遼金元時期。 這兩次浪潮捲入民族多、衝擊規模大、持續時間長，一定程度上都對中原社會發展的本來趨勢有所影響和改變。 限於篇幅關係，我們在這裡只談後一次。 金元之前的宋代，以物質、精神文明的顯著成就聞名，但其後的明清兩代給人印象最深刻的，卻是高度發達的專制主義君主集權統治。 ...宋徽宗《芙蓉錦雞圖》 周良霄先生在他的《元代史》一書序言中就此有一段精闢論述： 「毫無疑問，元朝統一全國的偉大歷史功績是肯定的。……同時，元朝還有它的消極方面。……更主要的問題還在於在政治社會領域中由蒙古統治者所帶來的某些落後的影響，它們對宋代而言，實質上是一種逆轉。……明代的政治制度，基本上承襲元朝……。」 由宋到明，中國的政治和社會領域究竟發生了哪些變化？我們又應該如何理性看待這些變化？ 同樣作為專制官僚制王朝，宋、明兩代的政治氣氛即有很大區別，宋代主寬而明代尚嚴。 宋代是士大夫政治的黃金時期，頗有「開明專制」色彩，對政治領域中的各種非理性因素的抑制也比較成功，所謂「為與士大夫治天下」。 而明代的皇權及其宦官權勢惡性膨脹，「果於戮辱，視士大夫若仆隸」。 ...「廠公」堪稱明朝的一大「特色」 這一變化是歷史發展的自然趨勢嗎？還是完全由偶然因素所決定？恐怕都不是，其中應當有元朝的影響。 周良霄先生認為： 「元朝的專制皇權已遠較前代少所約束」，朝廷重臣與皇帝的關係「也就是主奴關係」，「所有這些，都導致皇帝的尊嚴愈增，專制主義皇權也進一步膨脹，這對於明初極端專制主義皇權制度的成形無疑有它的影響」。 明代很多皇帝之所以會有恣意妄為的蠻橫心理，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元朝「家產制國家」的皇權觀念的影響。 可問題是，明初專制集權的強化是打著「懲元之弊」的旗號進行的，這是否與前面提到的是否有所矛盾？答案是否定的。明初人屢稱「宋元寬縱」，實則宋元寬縱的表象相同而實質有異。 宋朝的寬縱可以說是宋初制定的既定國策，是「為與士大夫治天下」思想在具體政策上的表現； 而元朝的寬縱主要表現出它作為「征服王朝」在治理中原問題上的「水土不服」，再加上思想不成熟、法制上不健全，並非對臣下刻意寬容。 而且我們還注意到，儘管元朝皇帝（蒙古大汗）享有無上的專制權威，但當時的君臣關係，並不像明朝那樣劍拔弩張。 蒙古皇帝有非常強的「天命」、「神授」自我意識，對作為自己「家臣」的朝廷官員沒有太多的疑忌之心；再加上元朝官員主要來源於蒙古、色目貴族和漢族胥吏，其政治態度也與富有強烈的道義原則和社會使命感的士大夫階層頗為不同。 到明朝，君臣角色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一面是起自寒微、心理脆弱的明太祖及其子孫，一面是在長期受到冷落後重新有了入仕機會、躍躍欲試的士大夫，君臣關係趨於緊張似乎可以理解。 廷杖之制起於金元，但兩朝廷杖大臣之例並不多見，不像明朝動輒棍棒交加。 在今天看來，元朝對明朝的很多影響乃至或對中國歷史發展走向的影響，已經不易察覺。但毫無疑問，這種影響是廣泛存在的，可能其作用力還相當深遠（全文完）。

文章來源取自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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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客來 https://www.books.com.tw/exep/assp.php/888words/products/0010068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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